地方政府权力与事务
地方政府在我国经济中扮演多重角色，既是管理者又是参与者，其权力分布与治理模式直接影响经济发展。
核心金句：
“地方政府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创造环境者，更是深度参与者。”
置身事内
在我国，政府不但影响“蛋糕”的分配，也参与“蛋糕”的生产，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政府谈经济。
这本书是一部深入剖析中国经济与政府政策关系的力作，面向大学生及对经济话题感兴趣的读者，旨在帮助他们理解身边的世界，从热闹的政经新闻中看出门道，从乏味的政府文件中觉察机会。本书以政府和政策为主角，脱胎于作者在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的课程讲义，剔除了技术细节，用通俗语言讲述核心内容和观念。作者强调，中国的政治经济现象复杂，不同理论和信息只能反映不同侧面，读者需自行判断哪些有用。对于从事经济实务的读者，本书提供日常业务之外的政治经济背景；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，试图弥合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；对于非专业读者，则帮助他们读懂国家大事和新闻。本书注重描述现实，解释“是什么”和“为什么”，涉及“怎么办”时则聚焦当下政策和改革，帮助读者理解政府视角。
财税与政府行为
分税制改革后，地方财政依赖土地收入，形成了“土地财政”模式，推动城市化但也带来资源分配不均。
核心金句：
“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，科学的财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。”
政府投融资与债务
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和土地金融推动投资，但债务积累成为潜在风险，需改革以降低负担。
核心金句：
“土地资本化的魔力支撑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投资。”
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
政府在工业化中深度介入，通过投资和补贴支持关键产业，但需平衡市场与干预以避免低效。
核心金句：
“政府与市场没有黑白分明界限，现象皆是两者互动结果。”
城市化与不平衡
城市化奇迹背后是房价高企和公共服务不足，需以人为本解决不平衡问题，提升居民归属感。
核心金句：
“城市化的核心不是土地，而是人。”
债务与风险
债务快速增长源于投资驱动模式，需通过改革遏制新增债务并化解风险，避免经济衰退。
核心金句：
“债务负担过重会让经济缺乏腾挪空间，难以应对风险。”
国内国际失衡
消费不足与产能过剩导致外部失衡，需构建国内大循环，提升居民收入以实现内外平衡。
核心金句：
“内部失衡必然伴随着外部失衡，需通过国内大循环解决。”
地方政府权力与事务
治理结构与权力分布
地方政府在我国经济体系中不仅是管理者，更是深度参与者，其权力分布和治理模式对经济发展影响深远。我国幅员辽阔，人口、面积、经济总量均与一个大洲相当，各省份规模堪比中型国家，差异巨大：新疆面积是海南的 47 倍，广东人口是西藏的 33 倍，北京人均 GDP 是甘肃的 5 倍。治理难度可想而知。政府体系分为五级：中央—省—市—县区—乡镇，权力分布既有上下级纵向划分，也有同级横向分布，体现“条块分割”特点，即中央架构在地方层层复制，同时地方部门接受“条条”和“块块”双重领导。
地区差异对比
核心金句： “地方政府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创造环境者，更是深度参与者。”
本书详细分析了地方政府权力划分的三大原则：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、信息复杂性、激励相容。规模经济决定了公共物品和服务覆盖范围，如国防由中央主导，而教育硬件多由地方负责；信息复杂性导致上下级间“形式权威”与“实际权威”的平衡，下级因信息优势常有较大自主性；激励相容则要求上下级目标一致，如垂直管理适合专业性强的部门，而地方管理更适合宏观经济事务。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展现深度参与，调动的资源远超主流经济学中的“公共服务”范畴，通过土地、资金、补贴等手段直接影响经济发展。
财税与政府行为
分税制改革与土地财政的影响
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体制的转折点，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 22%跃升至 55%，增强了宏观调控能力，但也减少了地方可支配资源，促使地方政府转向“土地财政”模式。改革后，地方预算支出占全国的 85%，但收入仅占 50%—55%，缺口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填补。土地财政成为地方筹资的重要手段，2018 年土地相关收入相当于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 89%，成为“第二财政”，但也导致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，推高房价。
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占比变化
核心金句： “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，科学的财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。”
分税制改革后，地方财权上收、事权下压，导致基层财政困难，尤其是中西部地区，形成了“中央蒸蒸日上，乡级精精光光”的局面。土地财政虽然支持了城市化，但也加剧了纵向和横向不平衡，东部沿海通过土地收入“吃饭+办事”，而中西部常陷“讨饭财政”困境。作者指出，财政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国家治理的基础，需通过改革平衡资源分配，缩小地区差距。
政府投融资与债务
土地金融与债务累积的困境
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和土地金融推动投资，土地资本化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引擎。土地不仅是物理资产，更能在抽象意义上汇聚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资源，价值暴增。本书以成都“宽窄巷子”和苏州工业园区为例，展示了融资平台如何通过土地抵押和政府隐性担保获取资金，但也积累了大量债务。2008 年“4 万亿”计划后，地方债务激增，融资平台从 3000 家增至 8000 家，隐性负债占 GDP 的 40%，成为潜在风险。
融资平台数量增长
核心金句： “土地资本化的魔力支撑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投资。”
作者详细分析了地方债务的成因与风险，指出其核心是土地价格，一旦经济增速放缓、地价下跌，债务负担将压垮融资平台甚至政府。债务治理自 2010 年开始，通过债务置换、融资平台转型、约束金融机构和官员问责等措施，但成效有限。书中还探讨了官员激励机制与债务的关系，指出短期政绩追求导致投资冲动，需通过改革改变考核机制，降低债务累积风险。
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
政府干预与产业发展的双刃剑
政府在工业化中深度介入，通过投资、补贴和引导基金支持关键产业，如京东方和光伏产业，但干预效果因行业和政策设计而异。以京东方为例，地方政府通过定向增发和银团贷款支持其显示面板生产线建设，使其从依赖进口到全球销量第一；而光伏产业则经历了补贴过剩、产能过剩到行业洗牌，最终成为全球龙头。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则是近年创新工具，试图以市场化方式使用财政资金，但面临保值与风险投资的矛盾。
京东方发展关键节点
北京 5 代线建设，国内第二条先进生产线，奠定技术基础。
2005
光伏产业转折
行业寒冬，企业倒闭，但洗牌后中国产能占全球八成。
2012
引导基金爆发
政府引导基金到位资金超 1 万亿元，投向战略新兴产业。
2016
核心金句： “政府与市场没有黑白分明界限，现象皆是两者互动结果。”
作者强调，政府与市场并非对立，经济发展是双方互动的结果。政府干预需具体行业具体分析，避免空泛讨论。京东方案例显示政府投资可带动产业链集聚，但光伏产业揭示补贴若无退出机制易导致低效。引导基金虽为创新尝试，但地域限制与资本流动矛盾需解决。政府角色应随经济发展阶段调整，避免资源过度集中，注重市场竞争与优胜劣汰。
城市化与不平衡
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挑战
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奇迹，1980 年至 2019 年城镇常住人口占比从不足 20%升至 60%，超过 5 亿人进城，但户籍人口占比仅 44%，2 亿常住人口缺乏公共服务，归属感低。地方政府以“土地财政”推动城市化，忽视核心是“人”，导致房价高企与资源不均。1998 年住房商品化改革后，全国房价 20 年涨 4.2 倍，一线城市涨幅远超收入，居民债务负担加重，2018 年占 GDP 的 54%。
城镇化率与户籍差距
核心金句： “城市化的核心不是土地，而是人。”
作者指出，城市化需以人为本，解决房价、公共服务不足及不平衡问题。地区间收入差距与人口流动受限密切相关，北京上海人均收入是贵州甘肃的 3.5 倍，需通过户籍改革和土地指标流转缓解供需矛盾。2019 年《土地管理法》修正案和户籍政策调整是积极尝试，但需更大力度改革，确保城市化服务于人，提升居民收入与生活质量，缩小贫富差距。
债务与风险
投资驱动模式下的债务困境
我国债务总量 2018 年达 GDP 的 258%，10 年增 5.5 倍，源于 2008 年“4 万亿”计划后地方政府投资驱动模式。居民债务 54%、企业债务 154%，远超美德，融资平台债务占 GDP 40%，回报率低至 1%。债务累积源于土地金融与宽松信贷，一旦经济放缓、地价下跌，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剧。银行高杠杆、期限错配及对房地产依赖放大系统性风险。
债务占比结构
核心金句： “债务负担过重会让经济缺乏腾挪空间，难以应对风险。”
作者分析债务成因与欧美教训，指出我国债务风险本质是财政与资源分配机制问题，而非金融投机。化解债务需偿还存量与遏制增量并举，避免“大水漫灌”货币政策推高房价。改革需限制“土地财政”、发展资本市场以降低间接融资依赖，并转变地方政府角色，减少投资冲动，避免经济衰退与系统性风险。
国内国际失衡
消费不足与贸易冲突的内外挑战
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核心是消费不足，2018 年居民消费占 GDP 仅 44%，远低于美欧，源于高储蓄率（受房价、民生支出不足影响）与居民收入占比下降（从 70%降至 60%）。地方政府“重土地轻人”模式导致投资与出口驱动增长，产能过剩需对外输出，加剧国际失衡。中美贸易冲突不仅是就业问题，更是技术挑战，2019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与专利申请量超美，引发长期遏制。
居民消费占比对比
核心金句： “内部失衡必然伴随着外部失衡，需通过国内大循环解决。”
作者提出“国内大循环”战略，强调提高居民收入与消费，通过城市化、服务业发展及民生支出增加实现内外平衡。地方政府需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型，降低对土地与投资依赖，稳定房价。同时扩大进口与开放，提升市场吸引力，形成“双循环”格局，应对国际挑战并迈向中高收入国家。